我之前曾在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中为被告人担任辩护人。姑且把被告人称为G某。
G某是部队退伍军人，初中文化。退伍后没有固定职业，后来为某银行做信用卡代办业务——就是在大街上摆个摊、拉人办卡的那种。在办卡过程中，G某伪造了几张收入证明帮别人办了信用卡。随后，办卡人恶意透支，金额达到数十万元。而G某从中收取的代办手续费，仅仅一千余元。G某面临公诉机关共同犯罪的指控。
案情不复杂。G某的行为，在法律上可能涉及两个层面的评价。
第一层面：G某的行为构成什么罪？
信用卡诈骗罪，规定在《刑法》第一百九十六条，包括四种情形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、使用作废的信用卡、冒用他人信用卡、恶意透支。G某没有直接使用信用卡透支，他只是帮人办了卡。但问题在于——他伪造了收入证明。
根据司法解释，“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” 是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之一。如果代办人明知办卡人没有还款能力、甚至明知办卡人就是为了套现，仍然帮助伪造材料骗领信用卡，就可能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共犯。司法实践中，伪造收入证明帮人办卡导致恶意透支的，已有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共犯的先例。
另外，G某的行为还可能涉及妨害信用卡管理罪（《刑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），该罪规制“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”的行为。四川眉山中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，就有人因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刑。
第二层面：G某的量刑会怎样？
数十万元的恶意透支金额，在信用卡诈骗罪的量刑标准中属于 “数额巨大” （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）。“数额巨大”的量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-。
但G某有几个从轻情节：
其一，G某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处于末端，仅收取一千余元手续费，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依法应认定为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-。
其二，G某是退伍军人，初中文化，对法律认知有限。虽然“不懂法”不能免责，但在量刑时可以作为酌情从宽的情节。
其三，G某的主观恶性较小——他没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只是想赚点代办费。非法占有目的是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要件，如果无法证明G某对后续的恶意透支具有明知和故意，那么认定共犯就存在障碍。
参照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孙旭东案：孙旭东为他人代办信用卡46张、套现1324万元，最终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孙旭东收取的好处费远高于G某，且深度参与了套现环节。G某的情节比孙旭东轻得多——仅伪造了几张收入证明、收取一千余元手续费、未参与套现。如果孙旭东判了六年，G某的量刑应当显著低于此。
从G某个人角度看，他可能觉得：伪造收入证明只是“违规”而已，办卡人还不起钱是办卡人的事，与我何干？
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看法。但问题在于——银行是怎么培训这些代办员的？
银行有没有完善的制度？有，包括电话回访甚至现场走访。
银行有没有严格执行这些制度？显然没有。
在利益的驱动下，银行不但没有对代办员进行认真培训，即使有培训，估计也仅限于如何让他们产生办卡的冲动、承接更多业务——否则，一个理智正常的人，不会为了一千多元的手续费去承担犯罪的风险。 银行也没有严格履行审核制度——否则，伪造的收入证明很容易被拆穿 。
事实上，银行因为外包业务管理不规范被处罚的案例并不少见。2024年，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宁波分中心因“外包合作机构管理薄弱”被罚款70万元-。2025年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中心因“发卡营销业务违规外包”被罚款300万元。信用卡新规明确要求银行落实外包管理的主体责任-。
银行把发卡业务外包出去，把风险也一起“外包”了出去。出了问题，银行赚了利润，代办员坐了牢。
G某不是第一个因此被诉的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现在就业欣欣向荣、经济形势稳中向好，但毕竟还有很多年轻人、退伍军人、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，这个时候往往就可能病急乱投医，懵懂中进了一些不良行当，在老板和领导安排下工作，却是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。
他们不是犯罪的策划者，他们只是庞大利益链条中最末端、最无知、最容易被牺牲的一环。
信用卡代办、贷款代办、金融吸存业务员、某些保健品非法医疗器械销售……我已经实际经办过几件类似的年轻人因无知被判刑的案件，咨询我的就更多了。
很多你以为的“工作”，背后都可能藏着幕后黑手的血盆大口和刑法的尖牙利齿！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没错。但法律的平等，不应该掩盖责任分配的不平等。一个收取一千多元手续费的退伍军人面临刑事追诉，而把业务外包出去、疏于审核的银行，可能只是交一笔罚款——这公平吗？这不公平，但我们无力也无意改变什么，牢记一句话：
“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”。
把健康替换为“财产”“自由”“生命”“家庭”“事业”均可
我是蒲浪，四川汇西律师事务所律师。如果你或你的亲友正面临类似的困境，欢迎来找我聊聊。
关键词：求职刑事风险、信用卡诈骗、帮信罪、出借银行卡、年轻人涉刑。